第2款：市长依前款规定公布事实时，必须事前赋予被公布事实的建筑主等申辩的机会。
比如，社会组织的蓬勃兴起是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与社会界限模糊、交叉互渗，以及权力和权利良性互动、平衡合作的产物和结果。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5]，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对于法治的两重含义一直影响至今。
[13]参见陈斯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特征与完善》，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1年第5期。宪法实施是将宪法文本落实到社会生活、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套观念和制度，它不是简单的技术与程序，而是一种公共理性的生活[1]。与此同时，权利的获取与享有，并不仅仅取决于公民个体的能力与行动。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对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内涵做出了科学阐释。这些情况说明，如果人们把法治仅仅视为一种制度安排，作为一种治理工具，而缺乏法治传统和法治精神，宪法和法律将无法获得人们发自内心的支持而得到有效实施，也无法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法治。
由于长期受宜粗不宜细等思想影响，我国许多法律过于原则、条文简单，甚至责任不清、难以操作，成为宣言性的规定。一方面，法治是一个令人不断追求但尚未达到的终极目标[3]，另一方面，最好是把法治理解为一种独特的机构体系而非一种抽象的理想[4]，在这种理想与现实、价值与事实的缠绕与分野中，法治及其具体内涵一直是富有争议的话题。专家论证虽然是基于其个人专业知识的一种理性判断，但其欲令人信服，也必须说明其判断的基础、依据。
(16) (三)科学理性在现代行政过程中的地位 在以目的—手段为基本范式的现代法治框架下，立法和司法对行政活动的规范，主要是一种形式规范、外部规范，难以深入到具体行政过程之中。(1)专家遴选过程的透明。在库恩看来，一段时期内，作为范式(paradigm)存在的科学理论，就是科学共同体普遍承认的科学成就。例如，在我国卫生部2010年发布的《中国食盐加碘和居民碘营养状况的风险评估》，就明确说明了数据来源、评估方法和不确定性分析。
由于行政规划也属于本文所指的现代行政方式，其与本文的分析基本—致。司法的被动性、个案性角色，也难以承担社会利益的分配和调控职能。
美国法的经验是，只有在特定的经济联系可能对专家的专业判断构成影响时，利益冲突才被认可。如美国早在1972年就出台了《联邦咨询委员会法》，以保证各种形式的专家咨询机构建议的客观性以及公众在专家咨询过程中的知情权。(39)OMB, Guidelines for Ensuring and Maximizing the Quality, Objectivity, Utility and Integrity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ed by Federal Agencies, 67 Fed. Reg. 8452, 8460(Feb. 22, 2002). (40)OMB, Proposed Bulletin on Peer Review and Information Quality, 68 Fed. Reg. 54023(Sept. 15 2003). (41)J. B. Ruhl James Salzman, In Defense of Regulatory Peer Review, 84 Wash. U. L. Rev. 1, 56(2006). (42)See Andson et al., Regulatory Improvement Legislation: Risk Assessment, Cost-Benefit Analysis, and Judicial Review, 11 DUKE ENVITL. L. POL'Y F.89, 131-32(2000). (43)462 U.S. 87(1983). (44)149 F. 3d 429(6th Cir. 1998) (45)501 F. 2d 722,740-741(D. C. Cir. 1974). (46)541 F. 2d at 23. (47)Daubert v. Merrell Dow Pharmaceuticals, Inc., 509U. S. 579(1993). (48)相关讨论，可参见Thomas O. Mcgarity, On the Prospect of Daubertizing Judicial Review of Risk Assessment, in Law ContemporaryProblem, v. 66(2003). (49)参见金自宁编译：《风险规制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273页。在这些行政活动中，立法越来越难以为行政活动提供确定性指引。
最后，有两个方面需要强调。(18)(2)从功能最适的角度分析，立法权固然具有多元民主基础，以及严谨、公开、透明的决定程序等功能要素，导出重要国家事务仅能由立法者以法律规定，才能达成尽可能正确的结果，进而证成法律保留原则之存在。如果构成利益冲突，原则上该专家不应获聘参与专家咨询。与其说科学理性是对传统合法性价值的替代，毋宁说其只是补充。
(二)信息披露与公开 信息的披露与公开是专家咨询理性价值得以充分发挥的重要保障。这些都会影响专家论证的科学性、权威性以及可靠性。
究其核心，则在于科学理性价值未能通过行政正当程序予以确保。法院承认，在得出作为规则制定依据的毒性评估时，环境保护局采取了高度不确定的推断程序。
(25)See Rubin, Edward L., It's Time to Make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 Administrative. Cornell Law Review, Vol. 89,2002.该文的中文版本，可参见(美)爱德华?L.鲁宾：《行政程序法行政化的时代》，蒋红珍译，载罗豪才、毕洪海编：《行政法的新视野》，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同时，作为一种妥协的做法，实践中往往吸收与决策有实质性利害关系且富有学识的非专家成员加入咨询委员会，将其作为无表决权的成员。在专家咨询结束之后，专家提供的科学数据和咨询建议是否为行政机关所接受，这些科学知识如何转化为相应的决策方案，需要通过包括详细说明的决策草案公开予以保障。根据美国白宫管理与预算办公室(OMB)2003年发布的一项政策，联邦政府机构在面向公众发布重要的科学信息或者科学评价之前，首先要对政府机构所掌握的科学内容进行同行评审。尽管在立法和政策层面，科学理性的价值得到了一定的重视和体现，然而在实践中，行政决策的作出是否有足够的科学根据，依然经常成为争论的焦点。以科学理性为核心的公共政策过程，在强调理性、技术和专业知识的技术路线时，容易把专家和决策精英的作用推到一个核心的地位，从而形成官僚精英和知识精英联手形成的知识—权力垄断体制。
此外，还应在行政程序方面建立专家利益冲突的预防机制、信息公开、同行评审与异议审查等保障性机制，而有效的公众参与机制也不可或缺。(14)现代行政的核心功能在于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例如设定优先次序、分配资源、制定规划、策略性的执行，实现政策目标的综合项目与长期规划，确保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实现。
而随着行政职能的扩张，法律规范中授权规范、不确定法律概念、裁量权规范的大量存在，追溯至立法以寻求行政活动的正当性根据越来越难以为继。以专家咨询为例，信息披露与公开的要求，至少应体现为如下四个方面：(1)咨询专家的背景信息。
(1)信息公开有利于维护专家的中立性和独立性角色，防止行政机关以专家意见为借口，行专断之实，遏制其不尊重科学审评意见，作出恣意决定的可能性。行政管制通常需要在面向未知而决策，(24)这与传统行政法治所要求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等存在一定冲突。
(28)为此，必须通过制度设计避免专家在非专业性判断上发言。(37)(4)行政决策草案的公开。此种法治框架的有效运行，需要如下前提条件的满足：(1)立法者为行政活动提供足够的法律规范。⑩Wolff则直接将行政定义为：公行政的实质意义，系指具有多样性、附有条件或仅是目的取向。
四、行政决策科学理性的保障机制 行政决策的科学理性不仅需要在专家咨询的程序设计上实现上述正当性要求，也需要通过下述机制确保专家咨询中的科学理性得到更好的保障。⑤See Wendy E. Wagner, The Science Charade in Toxic Risk Regulation, 95 Colum. L. Rev. 1613, 1617(1995). ⑥参见赵宏：《法治国下的目的性创设——德国行政行为理论与制度实践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47页。
注释: ①See Lisa Schultz Bressman, Disciplining Delegation After Whitman v. American Trucking Ass' ns, 87 Cornell L. Rev. 452, 485(2002). ②在本文中，理性与科学性的涵义基本相同。来源：《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5期 进入专题： 科学理性 行政正当程序 。
(21)为满足这一标准，行政机关必须运用他们的专业知识来收集事实，资助或亲自进行相关的科学研究。(15)参见林明锵：《论型式化之行政行为与未型式化之行政行为》，载《当代公法理论——翁岳生教授六秩诞辰祝寿论文集》(1993年)。
王锡锌：《我国公共决策专家咨询制度的悖论及其克服》，载《法商研究》2007年2期。(4)如果在某些领域，专家数量非常充分，利益回避不会影响专家咨询的质量时，可以考虑利益回避制度。(3)由独立之第三方来对行政活动与法律规范之一致性进行审查。在专家遴选时，必须充分考虑欲解决的技术性问题，充分寻找在该领域进行深入研究，具有专门贡献的专家。
江利红：《以行政过程为中心重构行政法学理论体系》，载《法学》2012年第3期。此时，行政并不再局限于执行法律指定之任务。
(23) (四)传统行政法治不足以为科学理性提供充分的制度保障 鉴于传统行政的要件—效果范式，行政法治的核心在于通过行政处分的法治国功能，经由事实与裁量的二分以及司法审查，将行政活动尽可能导入法治轨道。许传玺、成协中：《以公共听证为核心的现代行政程序建构》，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
这些披露信息不仅要提交行政机关，同时应尽可能向公众披露以获取公众信任。为此，在实践中，行政机关应当公布相关指南，确保行政机关在制定管制政策时，明确区分涉及科学判断的问题和涉及经济、政治、伦理等政策判断的问题。
